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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認罪認罰從寬”再探討向前邁了一步,問題“始料不及”

    來源:未知?添加時間:2021-01-30 12:45

     來源于2021年1月14日《南方周末》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考出了新成績。2020年,這一制度的檢察機關適用率達到86.8%,量刑建議采納率已增長到94.9%。

    2021年1月11日閉幕的第十五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披露了上述數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6年開始在京津滬等18個城市試點,2018年被寫進刑事訴訟法,在支持者看來,“認罪認罰”節約了司法資源,實現繁簡分流,且在對抗型控辯關系之外又增加了協商型。

    效率提升了,公正如何更有保障?一些學者與律師難掩擔心。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第九屆“刑辯十人”論壇上,數名律師輪番對實踐痛點“吐槽”,有的“認罪認罰”被單方面撤回,有的不被允許做無罪辯護。在論壇現場的最高檢、最高法人士坦言“如坐針氈”“像過山車一樣”。

    “盡管頂層設計時對制度所涉及的問題有過仔細考量,反復權衡,但是目前制度適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我看來是始料不及的。”參與制度設計的一名最高法法官表示。

    2020年10月15日,就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他也指出,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包括制度適用不平衡、該抗不抗、不該抗而抗、不同檢察官對量刑標準把握和理解不同等。

    張軍表示,今后要狠抓準確規范適用,不斷提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質量與效果,“堅持依法該用盡用”。

    “被催促”

    重慶是18個探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城市之一。該市九龍坡區是城鄉接合部,歷來刑案高發。

    九龍坡區檢察院檢察官張永說,2020年,她一共辦理案件八十多件,認罪認罰適用率超過80%,“若不是疫情影響,正常年份,經我辦理的案件在150件左右。”

    張永對2020年經手的案件進行了分類。她發現,危險駕駛、販毒類的案件,認罪認罰適用率比較高;涉嫌經濟犯罪類的案件,只要對罪名有異議的,當事人一般很少認罰;而職務犯罪類案件,適用率也不高。

    通俗來說,如果某起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須簽署具結書,而在場見證并在具結書上簽字的,應當是其辯護人,沒有辯護人的,也可以是值班律師。

    但現實情況是,在有的地區,值班律師介入案件的程度并不深。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這背后,除了值班律師人數少、沒精力詳細閱卷等原因之外,與部分檢察院“案多人少”也有關系。

    蒲世玉(化名)是四川一家檢察院的員額檢察官。他所在的檢察院,一周通知值班律師到場做認罪認罰手續的,只有兩個半天時間。而每次可能有十多個案件要集中處理,其實沒有時間去充分協商。

    用他的話來說,對當事人特別是律師而言,基本都是在一種“被動”和“被催促”的情況下完成的。

    南方周末記者從多個檢察院了解到,在部分地區,由于檢察院案多人少,“在場見證”這一硬性規定也有了“變通”:檢察官首先和犯罪嫌疑人協商,罪名是什么,刑期是多少,犯罪嫌疑人同意后,再讓值班律師簽字。

    而根據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人民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前,應當充分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的意見,盡量協商一致。

    “協商”是指導意見的最大亮點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評價說,這是有關規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協商”的字眼,比刑訴法往前邁了一步。如果沒有協商,認罪認罰可能會演變為單方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讓渡自己權利、承認自己有罪,甚至成為變相的自我歸罪,“這是絕不可以的”。

    九龍坡區檢察院注意到了這一點。該院檢察官鄭虹介紹,他們正嘗試允許訊問時值班律師在場,2020年開始,按照重慶市檢的部署,該院還專門制定了一張格式筆錄,名為“檢察官開展認罪認罰教育、聽取意見筆錄”。內容包括本案收集了什么在案證據,能夠證明涉嫌什么犯罪事實,有何意見等等。

    更宏觀的層面,2020年底,最高檢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報告的審議意見,提出了28條貫徹落實意見,明確提出,要推動解決值班律師資源短缺和經費保障不足等問題。

    自愿性之辯

    資源短缺引起最高檢重視后,認罪認罰的當事人是不是完全自愿?有時,答案是模糊的。

    南方周末記者曾旁聽一起涉黑犯罪案件的庭審,一年過六旬的被告人表示“認罪認罰”,承認自己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成員。

    然而,當同案辯護人向他發問時,他稱自己只是在一家公司大樓打更,每月拿2000元,直言“我什么時候參加(組織),我也不知道”。

    同案另一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則當庭表示,自己不知道啥叫黑社會,認罪只因想要“從輕判決”。聞此,公訴人當即宣布對其不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

    類似場景已在多起案件中出現。“這是一個悖論,我們都希望所有認罪認罰被告人的認罪都是自愿的,實際上幾乎沒有哪個被告人的認罪認罰完全是自愿的。”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易延友認為,假如一個被告人認罪有70%的自愿成分,另一個被告人是99%,究竟哪一個更有資格獲得從寬?“我的意見是不需要區分。”

    蒲世玉則覺察到,在審查起訴階段,有的檢察官“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他坦言,在實踐過程中,如果檢察官不聽辯護人的意見,強行要做認罪認罰,難以有相應的制約機制。

    他曾聽同行提起,有一些地區的檢察官繞開辯護人,直接安排值班律師見證,完成認罪認罰工作。

    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倘若到了審判階段,被告人再認罪認罰,會變得相當被動。因為,在一些法官看來,既然在審查起訴階段都沒有認罪,第一印象很容易認為“這人的認罪態度不好”。

    此時,部分檢察官開始“坐地起價”。

    刑辯律師朱明勇2020年為一起涉惡案件辯護時,就遇到過上述情形。開庭的前一天晚上,檢察官還在動員惡勢力犯罪集團被告人認罪認罰,第二天庭審時,也有部分被告人選擇了認罪認罰。朱明勇的當事人,看其他人都認罪認罰了,擔心量刑過重,考慮之后,也希望認罪認罰。

    但是,檢察官提出,“之前給你說好11年,你現在才認罪,量刑建議就是12年了。”

    在朱明勇看來,既然叫協商,那就不能是檢察院單方面定的,給出的選擇不應該是“認還是不認”,而是要充分聽取辯護意見。否則,有時會異化為對被告人的威脅。

    多名律師也表示,曾經歷被檢察官告知“認,20年;不認,25年”,“這就形成了一種壓力、一種影響,當事人看跑不掉了,本身是不想認的,基于‘不認重罰’,才不自愿地認了”。

     

    一名參與立法研討的學者不同意威脅這一說法。“不認罪認罰,檢察機關也不會生生地要求必須認罪。我覺得,現在檢察機關不至于到這個份。我是不相信的。”他分析,問題在于,檢察機關可能把利害關系說得比較嚴重,“你認會怎么樣、不認會怎么樣”,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害怕了。

    “司法實踐中存在‘不認罪就從嚴處理’的認識。”在“刑辯十人”論壇上,最高法刑一庭審判長楊立新說,“這是個誤區,必須要澄清。”

    楊立新介紹,自愿性保障的程序設計是環環相扣的。首先,偵查、檢察機關要履行告知義務,釋明認罪認罰的性質和后果,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知悉權。

    那么,檢察官和犯罪嫌疑人協商失敗,是否完全不能從寬?

    檢察官張永解釋,在罪名適用上、量刑上,控辯雙方無法達成一致,則全案不再適用認罪認罰制度,但因其承認指控的犯罪事實,還是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量刑建議如何透明?

    2020年,重慶市檢察機關提出的量刑建議中,近九成是確定刑量刑建議。而在一年之前,這個數據是七成。

    鄭虹見證了這一過程。在她看來,量刑建議才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核心業務之一。以前,檢察官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判斷當事人是否犯罪,以及適用的罪名,而現在得考慮具體的量刑期限。

    鄭虹介紹,試點剛開始的時候,九龍坡區檢察院提確定刑量刑建議率并不高,大家普遍存在畏難情緒,不僅要說服犯罪嫌疑人認罰,還要說服法院接受。如果法院不接受,可能因為量刑問題引發上訴、抗訴等系列問題,最終還是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檢察院為此想了很多方法,以提高檢察官建議確定刑量刑的能力:與法官溝通,檢索類似案例等等。如今,只有遇到一些少見的情形時,他們才會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議。

    各地的確定刑量刑建議提出率并不平衡。2020年10月,最高檢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人民檢察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時透露,關于前述提出率,高的省份達78.8%,低的只有27.7%;法院采納率高的省份達97.5%,低的只有69.9%。

    辯護律師對量刑建議的期許更高。律師朱勇輝遇到過這樣的情形:檢察官拿出了量刑建議,但卻不告訴律師、當事人具體是怎么算出來的,尤其在數罪的情形下,律師和當事人無法判斷哪個罪名在量刑上還是可以爭取的,“它的透明度、公開性還不夠”。

    曾擔任法官的京師律所刑委會副主任陳海陽也發現,有些地區公訴機關過于強勢,當事人的知情權、協商權較為有限,難以與公訴機關處于平等協商的地位。

    “如果檢察官量刑的過程、量刑計算的方式全面公開,那么律師辯護的空間就會擴大,檢察官的權力就會受到有效的監督。”在“刑辯十人論壇”上,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所長謝鵬程同意這一觀點。

    他同時認為,要改進審前證據開示程序,讓律師全面了解案情,有效開展辯護,“這個過程原來在開庭的時候,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中確實應當相應地提前。”

    確定刑的量刑建議,亦提高了訴訟效率。在重慶九龍坡區檢察院,被法院最終采納的量刑建議中,確定刑量刑已經達到了99%。在受訪檢察官看來,如果他們能為支持量刑建議提供充分依據,無疑也是為法官節省時間。

    檢察院會如此重視上述數據,一個原因是涉及相關的目標考核。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認罪認罰有關工作的考核內容,包括適用率、確定刑的提出比率、確定刑的采納率、上訴率等等。

    對基層檢察官而言,數據傳導著實實在在的壓力。蒲世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個月,市內各基層檢察院都要上報認罪認罰適用的有關數據并排名,所在檢察院名次一旦靠后,就會遭到領導的詰問。

    而蒲世玉了解到,為了提高量刑采納率,有的檢察官把“工作”做在移送起訴前面。但是在2020年底最高檢的認罪認罰28條中已經明確禁止了這種做法。

    必須把好“最后一道關”

    2020年,易延友在庭審時不止一次遇到過,不認罪認罰被告人的律師,向同案認罪認罰被告人發問時,遭到后者律師的當庭反對。

    北京市律協刑法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毛立新也有類似觀察,在涉黑涉惡案件中,大量一般成員認罪認罰,組織、領導者不認罪認罰,因而,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有必要通過發問同案被告人,來查清某些事實真相。

    然而,法官對同案律師反對發問之舉處理不一。河北一家法院近日開庭審理某起涉惡案件,審判長均稱反對有效。

    易延友認為,一個被告人認罪認罰,如果其供述只涉及自己,其他同案被告人自然無權過問;但如果涉及其他被告人,尤其是涉及不認罪認罰的被告人,其供述就屬于對不認罪被告人的不利證言。“在此情況下,他就應當接受發問,這是不認罪被告人的基本權利。”

    這個現象的背后,是庭審如何查明事實。楊立新認為,即使認罪認罰,法院也不應該降低證明標準。

    她坦言,在頂層設計的時候,關于證據裁判標準能不能降低,曾有很大的爭議。最后堅持不降低,一個原因是,盡管自愿性保障程序設計得很好,但誰也不能確保每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認罪認罰都是自愿的,“所以,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必須把好最后一道關。”

    具體的落實情況,律師感受得最明顯。陳海陽的感受是,有的法院出于訴訟便利等原因考慮,對一些認罪認罰案件未必能夠認定得非常充實充分,“辦案的質量是有所打折扣的”。

    實踐中,除了查明事實出現的阻力,上訴渠道是否暢通也成為需要完善的議題。一名被告人家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們開庭前認罪認罰,但判決后對刑期不滿意,打算上訴。然而檢察官稱,如果上訴,檢察院將抗訴,刑期可能反而更重。最終,他選擇了放棄。

    這不是個例。南方周末記者檢索公開報道發現,山東、福建、陜西等地均出現類似報道,言下之意,多是批評已經認罪認罰卻上訴的被告人。

    一名參與立法調研的學者不認同這一說法,還與一些司法人員發生過爭論。

    “對方說,被告人背信,浪費了國家司法資源。”該學者一針見血,“抗訴前提是什么?是判決確有錯誤,但現在判決是按照你的量刑建議判的,何錯之有?實際上,你是因為被告人上訴,你生氣,才抗訴。”

    楊立新也認為,目前,刑期三年以下的輕罪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這么大比例的案件如果不給被告人上訴權,會架空兩審終審制。另外,法院也有把關不嚴的現象,因此,不能認為一審法院采納量刑建議所作出的裁判,就一等一的公正。

    “提起抗訴,我們還是頗為慎重,除非出現法院判決畸輕畸重的情況。”檢察官張永表示,審判員也有自己的依據,他所在的檢察院一般會尊重法院的審判結果。

    這也衍生出了另一個問題。自從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被正式確立以后,一些人認為,認罪認罰弱化了庭審作用。

    張永記得,2020年夏季,最高檢開展的認罪認罰宣講會上,宣講人員就提到,法官對認罪認罰仍有抵觸情緒,有人認為檢察官的量刑建議動了法官的“奶酪”。為了打消這種疑慮,有關領導向接受培訓的檢察官主動釋疑,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并非剛性,主要還是協調。如果量刑建議明顯錯誤,法官當然有權否決。

    盡管如此,“剛開始時,有的法官干脆不與檢察官溝通,直到后來才慢慢接受。”張永說,到現在,這套程序用起來比較順手了,如果法官確實認為要調整刑期的,一般都會提前和檢察官溝通。

    “表面上看起來,有一些抗訴和改判好像都帶有情緒化的色彩,有點較勁的感覺,讓旁觀者看來檢法兩家都不太理性。”謝鵬程認為,這畢竟是一項新制度,在實施初期難免出現一些問題,控辯審三方都有一個適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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