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ronym id="qld23"><li id="qld23"><nav id="qld23"></nav></li></acronym>
  • 
    

    <li id="qld23"></li>
  • 論盜竊罪中的數額認識錯誤

    來源:未知?添加時間:2021-01-27 09:08

    盜竊罪中,財物價值的數額是犯罪構成的要件要素,是行為人主觀認識的內容。對于數額認識錯誤是刑法認識錯誤中的事實錯誤,是一種獨立的事實認識錯誤,不能根據對象認識錯誤的標準解決數額認識錯誤,應當根據主客觀一致原則,且對數額較大這一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不應當根據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原則來判斷行為人是否認識到,而是應當根據行為人標準。

    一、數額認識錯誤問題的提出

    我國《刑法》對盜竊罪的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從法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構成盜竊罪可以分為兩類標準,一類是有數額要求,必須達到“數額較大”,另一類沒有數額的要求,只要是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不管數額多少都可以構成盜竊罪。對于第一類盜竊罪,“數額”對犯罪的成立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我國獨特的立法模式——立法定性+立法定量,作為部分犯罪結果表現形式的犯罪數額一方面是立法者規定為定罪量刑的條件,另一方面其具體標準由司法者進一步明確化加以適用。但是這樣的立法模式在實踐中引發了一定的問題,因為人的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主觀認識與實際價值之間會存在一定的偏差是難以避免的,而這對定罪量刑造成一定的困難,從下述兩個案例便可發現這一問題。

    案例一:天價葡萄案。2003年8月7日凌晨,4名男子在北京香山附近盜竊了47斤葡萄,這些葡萄是北京農林科學院林業果樹研究所葡萄園投資40萬元、歷經10年培育的新品種。案發后,市物價局價格認證中心對被偷葡萄進行估價,認定直接經濟損失11220元。2004年4月,經過檢察院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最終認定“天價葡萄”最終的價值為376元,尚未達到北京市盜竊罪1000元的起刑點。

    案例二:賣淫女偷嫖客手表案。被告人沈某某在與潘某某進行完賣淫活動準備離開之時,乘潘某某不注意,順手將潘某某放在床頭柜上的“伯爵牌”18K 黃金石圈滿天星 G2 連帶男裝手表拿走,藏匿于其租住的房屋中。在審訊過程中,沈某某一直不能說出該手表的型號等具體特征,并認為該手表只值六七百元,拿走潘某某的手表是為了報復潘某某在交易過程中行為粗暴。后經鑒定,涉案手表價值123879.94元。

    二、盜竊數額的理論定位

    對于類似上述的案例是否構成盜竊罪,有不同的理論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構成盜竊罪,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盜竊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盜竊的行為且數額較大,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另一種觀點認為不構成盜竊罪,理由是,對于類似案件行為人并沒有認識到財產的價值,缺乏行為對象的認識,沒有盜竊數額較大財物的故意。導致兩種觀點截然不同的關鍵點在于,盜竊罪中的財物價值是否需要被認識,即盜竊故意是否要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到所盜財物的價值是“數額較大”的。犯罪故意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對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有所認識,因此,行為人對犯罪客觀方面是否有認識決定著犯罪故意的成立與否。換言之,如果盜竊數額屬于盜竊罪客觀的構成要件,那么構成盜竊罪就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對數額有所認識,反之,如果盜竊數額不屬于盜竊罪客觀的構成要件,則構成盜竊罪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對數額有所認識。因此,需要界定數額在盜竊罪中的定位。

    客觀處罰條件說。即一般情況下,行為具備不法和有責即構成犯罪,但根據刑法謙抑性原則,立法者對個別犯罪在不法與責任之外附加了某些客觀成立條件。“其運用的結果便是純粹取決于客觀上的條件是否成就,至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對該條件有所認知,在所不問,因此也不生主客觀不一致的刑法錯誤問題。”“犯罪的數量要素是客觀的處罰條件,客觀的處罰條件不是犯罪的構成要件,缺乏客觀處罰條件犯罪仍然能夠成立,但是不生刑罰只效果。”在客觀處罰條件看來,數額沒有認識的必要,行為人只需要認識到所盜竊的是他人占有的財物即可。但是此種觀點與我國的四要件犯罪構成要件體系和犯罪概念是相沖突的。我國傳統的四要件構成體系是封閉性的,犯罪構成是成立犯罪的一切主客觀條件的統一,是構成犯罪的唯一標準,在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中很難解釋一個行為滿足犯罪構成而由于不符合客觀處罰條件而不追究刑事責任。其次,按照客觀處罰條件說的觀點,盜竊數額只是刑罰處罰的條件,不具備定罪的意義,但是根據我國刑法13條對犯罪定義來看,應受刑罰處罰性是犯罪的特征之一,也就是說不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并不是犯罪行為,即不存在某一行為構成犯罪但是應當不受刑罰處罰。

    犯罪構成要件說。即“數額較大”屬于客觀的構成要件要素,達到盜竊罪數額要求的構成犯罪,如果沒有達到盜竊罪數額要求的不構成犯罪。我國犯罪構成客觀要素是根據我國的犯罪構成體系確立的,耦合式、封閉的四要件體系使得在犯罪構成中需明確構成犯罪所需的要素,在對盜竊罪的規定中含有“數額較大”,而在搶劫罪中并沒有此規定,可以看出“數額較大”是盜竊罪的客觀構成要件,沒有達到“數額較大”就不構成盜竊罪。既然“數額較大”是盜竊罪的構成要件,則在成立盜竊罪的主觀方面就需認識到財物的價值達到“數額較大”。那么行為人是否能夠認識到“數額較大”,現實生活中行為人總是先認識到所盜之物為財物,然后才能進一步認識到所盜財物的價值,行為人也完全有可能只認識到財物而沒有認識到財物的價值,這樣可能給行為人逃避追究的理由,這也是對此觀點持反對意見的學者所擔憂之處。

    行為人對財物的價值是否有所認識,并不是單純的根據行為人的供述確定,而是結合行為人的個人認知能力和客觀事實。例如案例一,幾位農民工深夜去偷葡萄,根本沒有認識到該葡萄的科研價值,認為跟普通的葡萄沒有區別,但是若是旁邊有明顯的警示標志或者其中有實驗區的管理人員,便可以認定行為人對葡萄的科研價值是有所認識的,案例二中沈某某出生于農村家庭,可以說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生活的商圈中沒有賣此名貴手表的,可以認定其并不能認識到涉案手表是名貴的奢飾品。而且在司法中還有一種推定的證明方式,包括事實推定和法律推定,“事實的推定有時也稱作暫時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夠證明被告心理狀態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推定的方法是從被告已經實施了違禁行為的事實中,推斷出被告是自覺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圖,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辯解,推斷通常成立”推定不是主觀臆斷,對于行為人有無故意的主觀心理狀態,可以根據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數量等推定行為人對“數額較大”是否有認識。

    三、盜竊數額認識錯誤的處理

    “數額較大”屬于客觀構成要件,即是盜竊故意所需要認識的要素,當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情況不一致時,就產生了認識錯誤,認識錯誤屬于主觀方面的問題,刑法中的認識錯誤主要解決在行為人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的過程中中,當其主觀認識上發生認識錯誤的時候,該認識錯誤是否阻卻犯罪故意的成立,通說認為,刑法中的認識錯誤也叫主觀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故意實施危害社會行為過程中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意識與意志是統一的,意識是意志的前提,意志是意識的心理決定。如果行為人主觀上發生認識錯誤,就可能影響到意識與意志的統一,進而影響故意的成立。”通常分為法律認識錯誤和事實認識錯誤,法律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性更為是否具有違法性或者說是否為法律所禁止在認識上有錯誤;事實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在著手犯罪時預見或者設想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不同,分為對象認識錯誤、打擊錯誤和因果關系錯誤等。數額屬于構成要件要素,構成要件錯誤很顯然是屬于事實認識錯誤,因而盜竊數額認識錯誤是刑法中的事實認識錯誤。盜竊罪數額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基于自身認識能力的受限而在實施行為過程中,因種種原因導致其主管上對物品價值的認識與物品的實際價值產生不同的認識,造成主管認識與客觀事實不相符。

    實踐中多是認為數額認識錯誤屬于事實認識錯誤中的對象認識錯誤,但是筆者認為,盜竊數額認識錯誤不同于對象認識錯誤。對象認識錯誤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同性質對象認識錯誤,即行為人計劃中要侵犯的對象與實際侵犯的對象屬于一個犯罪構成要件范圍內,例如,行為人想要殺害甲,卻誤認為乙為甲而殺害,第二種是不同性質的對象認識錯誤,即行為人計劃侵害的對象與實際侵害的對象不屬于一個犯罪構成范圍內,比如行為人想要殺害甲卻把稻草人誤認為是甲而進行侵害。顯然,數額認識錯誤與上述兩種對象認識錯誤不同,因為行為人所要盜竊的財物與實際盜竊獲得的財物是同一的,只是對財物的經濟價值產生認識錯誤,不同于對象認識錯誤中質的不同,只是行為人對數額較大與數額較小發生認識錯誤,屬于量的不同。第二,對象認識錯誤一般是按照法定符合說處理,不阻卻行為人的故意,行為人想要殺害甲卻把乙當做甲殺害,仍然構成故意殺人罪,行為人如果把稻草人當做是甲而殺害,按照通說觀點構成故意殺人罪的未遂,按照此邏輯誤把數額較大的財物當成數額較小的財物而盜竊,不可否認行為人是具有盜竊故意的,因而構成盜竊罪,那么案例一、案例二就都構成盜竊罪,究其本質,這種處理方法是認為數額較大不是盜竊故意認識的內容,但是通過上述論述,筆者是認為數額較大是盜竊故意所需認識的內容。因而,數額認識錯誤是一種獨立的事實認識錯誤,并不能按照對象認識錯誤的一般原則——法定符合說來處理。

    解決盜竊數額認識錯誤問題應當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確定和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必須具備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既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實施了危害社會、違反刑法的行為,又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對這種行為具有故意或者過失。”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構成盜竊罪必須客觀上實施了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行為時主觀上具有竊取公私財物的故意,這是認定犯罪的基本原則,解決事實認識錯誤當然也要堅持這一原則。當行為人主觀認識的事實與實際發生的事實不一致時,判斷行為人對實際發生的事實是否承擔責任,主要是看該實際發生的事實是否超過行為人的主觀認識范圍,如果實際發生的事沒有超過行為人主觀認識的范圍,則說明主觀與客觀相一致,行為人需要對實際發生的事實承擔責任;如實際發生的事實超過行為人主觀認識的范圍,則說明主客觀不一致,行為人對實際發生的超過其認識范圍的事實不承擔責任。當然行為人主觀需要認識的范圍是以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為界限,并不是要求對所有的實際發生的事實都有認識。盜竊罪中的“數額較大”屬于構成要件要素,屬于行為人主觀認識的范疇,構成盜竊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所盜財物數額較大,否則不構成盜竊罪。

    盜竊罪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必須認識到財物的價值達到數額較大,因而確定行為人是否認識到數額較大這一要素是處理數額認識錯誤的關鍵。“數額較大”屬于犯罪構成要件要素,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一般分為描述性構成要件要素和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描述性構成要件要素是指立法者以日常用語對客觀事實作出一定的記述,法官對于要素的對應物(客觀事實)只需要進行事實判斷即可確定的要素。對于這種描述性的構成要件要素在解釋上基本不存在大的爭議,在認定事實是否符合構成要件時,不需要法官的個人評價。例如故意殺人罪的中“人”、拐賣婦女罪中的“婦女”等,對于描述性的構成要件要素只要行為人認識到要素本身,就能夠理解其行為的含義,不需要進行價值評價。而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是需要填充的構成要件要素,即法官僅僅根據刑法條文的表述還不能確定,只有進一步就具體的事實關系進行判斷與評價才能確定的要素。判斷規范構成要件要素不能只停留在表象,須借助相關法律、社會經驗等對具體事實進行評價,普遍認為的評價標準是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評價標準,這是德國學者茨格爾在賓丁之后發展和完善的,即認為只要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能認識到的規范含義,就推定行為人能夠認識到。

    盜竊罪中的“數額較大”屬于規范的構成要件要素,需要進行評價才能認識到價值的大小,某些情況下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認識,如何判定行為人是否認識到財物的價值是否是數額較大,通說認識是按照規范構成要件要素評價的標準即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評價標準。但是筆者認為采用這一標準是存在疑問的。首先,采用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評價標準來確定行為人有無認識有違責任主義原則。“從責任主義的立場來看,對行為人責任的判斷應該是具體的、個別的判斷,且構成要件對故意有規制機能,那么行為人對財物數額較大的認識應該從行為人個人的角度出發,對所有的客觀構成要件要素具有認識時才能成立故意。如果僅從一般人的角度出發,那么必然忽視了行為人自身的責任而從屬于他人認識的角度給予行為人歸責,這樣的處理結論必然違反責任主義原則”。其次,所謂的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評價標準的認定標準是什么,即如何認定所認定的結論是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所認為的,司法實踐中,并不會做問卷去調查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看法,且問卷調查并不屬于證據種類,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因而所謂的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認定大多數是法官個人的判斷,并不能準確的證明何種認識是行為人所屬的一般人的認定。

    所以筆者認為應當采用行為人標準,即從行為人自身角度考慮其是否認識到“數額較大”,而多數否定者對此標準的疑問主要在于可能會由于行為人聲稱其對相應的財物價值沒有認識而無法規責的情形。但事實并非如此,首先,數額認識錯誤只能是確定的故意而不可能是不確定的故意,行為人需要對其確定的故意提供前提性的證明。其次,如前所述,司法機關會根據行為人的年齡、生活經歷、學歷、職業等客觀事實推定行為人是否具有相應的判斷力。最后,對盜竊數額的認識并不需要是精確的認識,即不要求行為人認識帶盜竊罪的財物價值達到司法解釋確定的數額較大的標準,只要行為人認識到所盜竊的財物不是價值微薄的財物,或者說認識到或者可能認識到所盜財物在社會意義上是數額較大的財物即可。“因為要知道財物的準確數額,在有些情況下往往難以做到,有時專業人員經過反復審視、研究后還會認識不一,更何況有些盜竊對象在盜前還處于隱蔽狀態,要求行為人知道其準確價值既有違情理,也不切實際。”

       對于案例一中的四名農民工和案例二中的賣淫女根據其自身的認識是不能夠認識到其科研葡萄和所盜手表的真實價值,因而對構成要件要素“數額較大”是沒有認識也沒有認識的可能性,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處理原則,阻卻其犯罪的故意,都不構成盜竊罪。

    四、結語

    行為人對所盜財物的價值產生認識錯誤時,如何定罪量刑,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題之一,本文僅僅討論了盜竊罪的“數額較大”.而眾所周知,如果盜竊數額達到“數額巨大”和“數額特別巨大”會是不同的量刑幅度,其中也存在著眾多的疑難問題,究其原因就在于我國刑法將盜竊數額作為盜竊罪定罪量刑的標準。同樣詐騙罪、搶奪罪等將數額作為定罪量刑標準的犯罪都會有這樣的困境,我國將“數額”作為犯罪構成眼見要素這一立法模式是存在一定的弊端的。但是在目前情況下,產生盜竊數額認識錯誤的情況下,應當以現行立法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為依據,在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的指導下,結合案件具體情況進行定罪量刑。 

    ??聯系人:沈楚雄律師

    ??傳真:18955310625

    ??郵箱:scx7@qq.com

    ??律所地址:合肥市北城世紀城金源大道祥徽苑寫字樓1號23層 安徽金太亞(合肥)律師事務所

    合肥律師咨詢電話 18955310625
    xml地圖
    欧美videos欧美同志day

  • <acronym id="qld23"><li id="qld23"><nav id="qld23"></nav></li></acronym>
  • 
    

    <li id="qld23"></li>